无锡山水城:创新高地激发蝶变......钱锺书和他的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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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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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锺书和他的时代

——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在瑾槐书堂的演讲摘录



  作为学者,钱锺书先生背景、经历完满

  首先想跟大家讲一下研究历史人物的方法。我们在观察一个历史人物时,通常建议研究者从四个方面来观察,这四个方面通常跟这个历史人物的成长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,分别是:家世或出身、所受的教育、婚姻状况以及交游。其中,所受的教育一方面包括传统教育,另一方面还包括西式教育,或者可以说留学经历。从这四个方面具体分析,钱锺书先生的经历是比较理想的,各个方面都在恰当的时间把握得非常好。

  出身

  在无锡,大家都知道,钱锺书先生的出身是非常好的。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名,但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,著作也非常多,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是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,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,除了写古代文学史外,还把研究领域延伸至新闻学,这是该书很重要的一个贡献。大家如果仔细研究这本书,会发现很多观点极有可能来自于钱锺书先生。钱锺书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,家世非常好。在他成长过程中,可以有非常优越的条件,从小读书、接触不同的人,帮助他开阔视野,这是他不同于同龄人的一大优势。

  教育

  钱锺书先生小时候接受传统文化教育。他1910年出生,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。清华大学当时的文科尤其出色,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大学读的是西洋文学系,1920年代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水平是非常高的,入学后学生实际上已经不学英文了,主要以研究英美文学为主,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高校中文系做的事。钱锺书先生能得到这个机会非常难得,而且本身他也很有天赋。1933年,他从清华大学毕业,先到英国留学,后到法国留学。因此,钱锺书先生在中西学两方面都功底深厚,造诣极高。一个大学者必须在这两方面都有造诣,如果只有单一的一面,显然是很难成为顶级学者的。钱锺书先生之后,这样的学者也很少了,有的传统文化方面偏弱,有的完全没有西方文化的背景。
  当然,钱锺书先生去清华的时候数学比较薄弱,是被破格录取的。文科好的人数学一般偏弱,这也是人才成长过程中一个正常的现象。文科和理科都特别好的人不是特别多,现在也是这样,现在的高考通常对文科生不是很有利,但从我这十几年的观察来看,最后成才的人一般还是偏才概率较高,各门功课都平衡的人一般不容易显示出某一方面的才华。所以,钱锺书先生处在那样一个时代,是幸运的。
  我在山西时,曾和钱锺书先生的同班同学常风先生经常来往,他说,钱锺书先生人特别聪明,而且还特别用功,天天都在看书,记性好、联想力也佳,这些都很难得。比较有才华的学者通常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学历。严格来讲,钱锺书先生在英国只是硕士毕业,硕士在欧美的教育系统里不过是个过渡性学位,只有博士才值钱,他在法国也没有要求要有学位。历史学家陈寅恪亦是如此。这两位学者能有这样的勇气,着实不容易,要有极大的自信,才能作出这样的选择。

  婚姻

  钱锺书先生的婚姻也很完满。我们教文学史的人很在意一个学者成长过程中的交往圈子。目前而言,我还没有听说过钱锺书先生有太多绯闻,他的婚姻非常稳定,而且和杨绛先生一生相伴,也非常恩爱,这对于一个学者而言,尤其是对于作家型学者而言,真的很不容易。婚姻完满很重要,许多人做不了特别好的研究,或者研究没有持久性,和婚姻多变是有关系的。

  交游

  钱锺书先生交往的圈子中,还是中国人居多,属于那个时代顶级的文化圈子。他的交游圈子不是特别广,因为特别有才华的人,一般内心比较孤傲,来往的人不是特别多。钱锺书先生来往的圈子,还是属于中国社会的精英圈子。

  《围城》中的索隐问题

  钱锺书先生的《围城》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属于经典著作,这部小说并不是以讲故事见长,而是以其幽默和对人生中一些困境的叙述等为特色。像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学者型作家,创作并不是靠凭空想象,因此小说中有周边生活的朋友、老师或者长辈的影子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们研究历史的人,都可以把一一对应的关系找出来。钱锺书先生确实有这个习惯,比如他写过一篇小说《猫》,太太的客厅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对应关系。他也在写小说或者其他文章时,顺带挖苦他看不惯的现象、看不惯的人,或者表达自己的一些认同和否定性评价。比如,他写《围城》时就有一个习惯,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,这是熟读《围城》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可以认为《围城》是钱锺书的自叙传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是关于《围城》的五个索隐问题,现举其中两例加以说明。

  曹禺

  曹禺是从南开大学二年级转到清华大学的,他跟钱锺书先生的关系比较微妙。逮到机会,钱锺书先生还是会调侃一下曹禺。
  比如说,《围城》里有这样一个细节:“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,成名以后嫌‘家宝’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,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,换称‘慎明”’。”我们都知道,曹禺原名叫万家宝,这里面有调侃曹禺的意思。1933年,曹禺写了《雷雨》。钱锺书先生对西方文学非常熟悉,所以他过去也曾开过玩笑,说在西方文学的故事结构里,《雷雨》的结构算不上是有创新的。
  还有这么一个细节:“辛楣问她怎样消遣,她说爱看话剧,问辛楣爱看不爱看。辛楣说:‘我很喜欢话剧,可惜我没有看过——呃——多少。’范小姐问曹禺如何。辛楣瞎猜道:‘我认为他是最——呃——最伟大的戏剧家。’……辛楣承认无知胡说,她向他讲解说‘李健吾’并非曹禺用的化名,真有其人,更说辛楣要看剧本,她那儿有。”这里面也有调侃曹禺的味道,连赵辛楣这个留学生都分不清曹禺和李健吾。

  徐志摩

  注意钱锺书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,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。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。譬如,《围城》中就有两处提到徐志摩。
 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,在当地学校里演讲“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”。方鸿渐的观点是“海通几百年来,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,一件是鸦片,一件是梅毒……”关于梅毒,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,诸位“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《戆第德》,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”。
 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,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、苏小姐谈论近代的诗人。董斜川说道:“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,偶尔谈起白话诗,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,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,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,太可怜了。”
  《围城》 第一次提到徐志摩,有点讽刺意味,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,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。
  (夕土 根据讲座录音整理)
  编者按:9月23日下午,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做客无锡,在瑾槐书堂为无锡文史爱好者带来一场题为“钱锺书和他的时代”的精彩演讲。他从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四个方面入手,详细解读了钱锺书先生的出身、教育背景、婚姻以及交游,还结合《围城》中的几个索隐问题为现场观众剖析了这部著作。本报现摘编演讲实录如下,以飨读者。
  坛主小传
  谢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出版过《逝去的年代》《教授当年》《清华三才子》《靠不住的历史——杂书过眼录二集》《书生的困境—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》等著作。他的文章平稳舒缓,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。
  谢教授是最早对中国老一辈教授与旧大学进行比较研究,并以此来对现当代大学体制作深刻反思的知名人文学者之一。他始终坚持以兴趣为指引,提倡“一个正常的时代,应该是一个读书自由的时代”。他敏锐地看到中国高等院校重理工而轻文史哲的事实,并指出作为保存优秀文化、陶冶个人情操的人文学科,不该被边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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